旧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是怎么对待骂自己的新

  民国以后的上海，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创立，如雨后春笋，几家影响较大的报刊各有特色。识字不多的杜月笙十分重视新闻的作用，他不但和报馆老板拉关系、攀交情，还一心结交著名主编、编辑和记者，让这些人成为自己的朋友，赢得这些人的依赖和尊敬。

  1926年的《生活》周刊

  1926年10月，《生活》周刊原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，邹韬奋接任主编一职。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，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，从内容到形式对《生活》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。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“暗示人生修养，唤起服务精神，力谋社会改造”。

  有一段时期，《生活》周刊忽然展开专题讨论，集中火力，向“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”的杜月笙猛烈开火，几乎每期都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。这事激起杜氏门人的愤怒，“武角色”们提出要给那些编辑、记者一点颜色看看，“文角色”们主张依据法律起诉，或者“为文反驳，以正视听”。

  看到大家吵吵闹闹的样子，背靠太师椅悠闲品茶的杜月笙轻轻摇头，微笑不语。

   有个门徒沉不住气了，对杜月笙说：“我们干脆过去砸了报馆，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！”“何必呢。”杜月笙终于开口了，“他们有兴致，就由他们骂去吧。”

  不久，《生活》周刊惹了麻烦，租界当局决定封闭《生活》周刊，并且下令逮捕邹韬奋等人。杜月笙从内部得知消息，就在巡捕们要采取行动的这一天请几位捕房探目推牌九。预定执行任务的时候到了，一位探目把牌一推说：“杜先生，抱歉抱歉，我们今晚有行动，只好失陪了。”

  预定执行任务的时候到了，一位探目把牌一推说：“杜先生，抱歉抱歉，我们今晚有行动，只好失陪了。”

  “哦，有什么任务啊？”杜月笙一边理牌，一边随口一问。

  “封生活书店，捉邹韬奋。”这个探目说道，“这些家伙骂你很长时间了，今天要叫他们好好吃点苦头。”

  “算了吧。”杜月笙一听连连地摇头，“这帮书呆子，何必叫他们到捕房里吃生活。”

  探目们知道杜月笙的话不是随便出口的，就为难地说：“上面已经下令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
  “去还是要去的。”杜月笙说，“你们先在前门喊喊，让他们从后门口逃脱就好了。”

  那些探目果然听从了杜月笙的吩咐，在大门口装模作样，大呼小叫，等邹韬奋等人全都从后门走了，这才一拥而入，一个人也不曾抓到，只在大门上贴张封条了事。

  过了一段时间，进步人士买通租界当局，又使生活书店启封，复刊后的《生活》周刊再也不攻击杜月笙了。据鲁迅后来向人们透露：邹韬奋知道杜月笙暗中搭救，他在报恩。

  杜月笙着力结交新闻界的中坚力量，笼络高级知识分子，《新闻报》编辑唐世昌就是他在新闻界收的第一位门徒。唐世昌是上海报业20年来颇有势力的人物，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他能压下不登，无中生有的大风浪他也能掀得起。杜月笙通过朋友关系和唐世昌相识。有一天，唐世昌到杜家拜访，看到的景象让他感到惊异：在杜公馆门前排队等候接见的人中，有不少普通市民，甚至还有乞丐。

  杜月笙通过朋友关系和唐世昌相识。有一天，唐世昌到杜家拜访，看到的景象让他感到惊异：在杜公馆门前排队等候接见的人中，有不少普通市民，甚至还有乞丐。

  杜月笙亲自到门外迎接唐世昌。两人落座交谈之时，唐世昌见杜月笙衣着朴素，彬彬有礼，毫不粗鲁，很有文气，不禁倾心相交，结为知己，后来又拜杜月笙为先生。

  有时候，一条已经排好版的头条新闻，在见报那天会突然消失，报馆老板对此不闻不问，采编人员默默无言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都清楚这是唐世昌等人在忠实执行杜月笙交给他们的任务。这条新闻，或者是杜月笙自己认为不适宜刊登，或者是有朋友嘱托杜月笙不要见报。

  通过唐世昌的介绍，有更多的编辑和记者成为杜月笙的“学生”，包括名重一时的上海报人汪松年、赵君豪、姚苏凤、余哲文、李超凡等人。

  杜月笙对新闻界中的“学生”特别爱护，关照有加，十分注意保护他们的安全。例如，在后来上海沦陷的时期，赵君豪仍然坚持担任《申报》总编辑，宣传抗战，痛斥汉奸，被汪精卫伪政权指名通缉。当大队日军占领《申报》报馆大肆搜捕时，赵君豪居然能够逃出上海，通过沦陷区安然抵达重庆，就是杜月笙从中保护。

杜月笙在中外文报刊杂志中都埋伏着自己的人，所以，他在大上海控制舆论的能力比那些暴虐的军阀们更有效，也更彻底。靠这种掌握报纸新闻界的力量，杜月笙为很多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。受惠者自然会感激涕零，以后遇到杜月笙有事，不用开口便一个个主动上前帮忙，鼎力相助。

  “别人存钱，我存交情。”杜月笙把这一处世哲学运用到新闻界。按照帮会的规矩，徒弟都要出钱孝敬师父，可杜月笙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他知道这帮报业人员多半薪金不高，生活清苦，所以，不但不向这些“学生”、“学生子”索要贽敬，还按月给他们发放津贴。按照当时的物价，如果其中某个人把这笔钱存起来，一年之内就能买一辆小汽车。

  新闻界人士投在杜月笙门下之后，职业稳定，生活无忧，还能得到很多意外的照顾。如果有哪些报界员工与杜月笙对抗，报馆老板也不会为了手下的一名编辑或记者得罪杜月笙。

  后来发生在30年代初的一件事情，就足以说明杜月笙影响新闻界的力量之大。

  那时候，北京的《世界日报》和天津的《益世报》有两位青年记者，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一篇通讯，揭露上海烟毒蔓延的情形。通讯见报以后，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竟然亲自出面，委婉告诫两位记者：“你们这样写，杜先生知道一定不开心。你们年纪轻轻的，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。”两位记者从此再也不敢写烟土方面的文章了。

  吴铁城是在1931年12月继张群之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的，他为什么要管这件事呢？原来，30年代初，原任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回国，由甘格林接任。甘格林对杜月笙等人在法租界的烟赌生意很眼红，竟然要求把法国驻沪领事收取的“月敬”提高到50万元，杜月笙等人最多只肯增加到40万元。甘格林就贴出布告，下令禁售、禁买、禁吸鸦片，还扬言要禁赌。此招一出，杜月笙的财路大受影响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对鸦片实行“寓禁于征”的政策，吴铁城便暗示杜月笙把烟土生意搬到华界开设。这样一来，原来孝敬法国人的银洋，自然就滚进吴铁城等人的腰包。

   堂堂吴市长要吓唬两位记者，竟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不足，还要搬出杜先生的名头。

  杜月笙在新闻文化方面下工夫之深，从他多年兼任的职务也可以看出。他很早就担任申时通信社董事长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他又出任《申报》董事长、《新闻报》董事、《商报》董事长等要职。他还曾担任世界书局代董事长、大东书局董事、中华书局的董事。

  杜月笙小时候只读过几个月书，市井出身，一跃成为文化、教育、新闻界的头面人物，不仅靠金钱和权势，也与他一生不中断学习有关。他每天读报纸，从第一版新闻读到末版小广告，一个字也不遗漏。遇到自己不明白的问题，杜月笙会想到某人对于此问题有研究，或者某人对这一方面有实际经杜月笙小时候只读过几个月书，市井出身，一跃成为文化、教育、新闻界的头面人物，不仅靠金钱和权势，也与他一生不中断学习有关。他每天读报纸，从第一版新闻读到末版小广告，一个字也不遗漏。遇到自己不明白的问题，杜月笙会想到某人对于此问题有研究，或者某人对这一方面有实际经验，然后把他们找来，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详细讲授。听不懂的地方立刻提问。他直到晚年还请老师在家教他读书写字。